进一步推进经济数字化转型，需要将其与实施国家发展战略有机结合起来，推动数字技术与工业制造、绿色低碳、新能源等技术融合创新，加快解决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和系统集成技术难题。
经济学理论认为，收入最终取决于劳动者的边际产出，边际产出持续增加的根本原因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数据作为数字经济核心要素，它既与传统实体性生产要素相互联系，具有渗透性，又兼具备独立性。
数据是传统生产要素土地、资本、劳动、技术之外的新的生产要素，甚至是决定现代经济发展水平的关键性生产要素。从这个意义上说，数字经济就是以数据为重要生产要素的信息经济新的发展阶段。数字经济的内涵及其转型方式 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以集成电路、计算机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信息经济浪潮扑面而来。数字平台商业模式的劳动雇佣方式具有对劳动者劳动过程的强控制与劳动关系弱化的双重特征。全球化与产业数字化引发美国民众收入两极分化，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基尼系数增加。
其三，劳动者人力资本的非专有性。收入分化加剧的社会后果就是社会群体分化，不平等加剧，社会冲突的可能性增加。就居民部门而言，一是居民收入水平近年来增加不快，不足以对消费形成显著推动，二是居民的债务负担超过大多数发达国家，而疫情的反复更放大了偿债的压力
进一步，由于疫苗接种存在严重的国别差异，即出现了免疫鸿沟，而免疫鸿沟的出现，又会进一步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造成发展鸿沟，使得全球发展不平衡状况恶化。2021年第二季度，资产方统计口径下的金融杠杆率由第一季度末的52.8%下降到51.3%。2021年上半年，国债发行新增3401亿元，地方债新增1.88万亿元，但总额仅完成全年的30%。这种状况，恰与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宏观政策捉襟见肘的窘境形成强烈对比。
显然，杠杆率下降，有可能是作为分子的债务减少，也可能是作为分母的权益、GDP或收入减少。这为前文指出的居民消费意愿下降现象，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明。
中国的原煤开采和生产能力在2014年曾达到峰值，并形成严重过剩，于是，在2015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列举的任务中，煤炭去产能霍然名列榜首。2021年前三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仅为0.6%，10月份同比有所上涨，也只达1.5%，相比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动辄高达5%～7%的通胀率，中国可谓风景这边独好。关键还是要寻找创造就业的可靠路径。进入 李扬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宏观经济 。
对于中国而言，还需要解决好与世界其他国家在抗疫方面携手共进问题。其背后，则反映出中国经济下行、人口形势恶化、城市化进程趋缓等长期因素的显化。2015年中央提出三去一降一补，把去杠杆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任务之一以后，上升趋势有所放缓，但直到2017年，去杠杆才有实质性进展。政府部门杠杆率从2021年第一季度末的44.5%微升至第二季度末的44.6%，上升了0.1个百分点。
二是在金融因素上，有关部门加强债务资金管理，并限期清理隐形债务，导致资金支出受限。根据IMF的统计，2021年第一季度，中国的出口份额比新冠肺炎疫情前高了1个百分点，其主要贡献力量来自美国和除东盟、印度、巴西和墨西哥以外的欠发达国家，而对欧盟、印度、巴西和墨西哥的出口份额已经恢复到疫情前水平。
这种状况，进一步使得中国居民的债务还本付息额/可支配收入高达15.0%，高于韩国（12.4%）、英国（9.0%）、美国（7.8%）、日本（7.6%）、法国（6.5%）、德国（6.1%）等国。理论、实践和历史都告诉我们，解决大规模的人口就业问题，我们只能依靠中小企业。
相较往年完成60%的步调，这绝对是异乎寻常的。对于其他经济主体，分母则可以是GDP，也可以是该部门的收入。这既得益于中国抗疫战略的科学、坚定和可持续，也得益于中国长期形成了强大的制造能力、产业配套能力和市场竞争力。我们认为，这些将是中国即将遇到的最大的国际环境变化，对此，必须做好充分的应对准备。统计显示，四个季度移动平均的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2019年第四季度为70.1%，2021年第三季度则降为68%，两年下降2.1个百分点。研究显示，中国非金融部门的杠杆率自本世纪以来不断上升。
（一）疫情仍是影响经济恢复步调的主导因素 疫情经济学仍然主宰着经济恢复的格局。正是充分认识到这一点，2021年11月22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纾困帮扶力度的通知》，再次强调了支持中小企业的极端重要性。
相反，如果美联储缩表，大量的资金就会向美国回流，东道国的国内资金成本也会上升，货币可能贬值，资产价格也会下降。这导致PPI急剧上升自不待言，还会延缓制造业乃至整体经济的恢复步调，对市场秩序产生十分显著的不利影响。
第二产业增长3.6%，步伐有所放缓。这些压力，既有国内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的逐渐显露，也有汹汹而来的新的全球疫情激发的新问题。
三是外需保持稳定并有所增长。2020年疫情后，中国经济的恢复主要靠工业带动，2021年以来，特别是前半年，三次产业发展的均衡性有所增强。一是与民生相关的物价、就业和收入基本稳定，为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提供了有力保障。稳增长 中图分类号：F831 文献标识码：A 在疫情蔓延、灾害频发、全球大宗产品价格飙升和国内拉闸限电等不利因素叠加的冲击下，2021年的中国经济仍然实现了预期增长目标。
倘若美国疫情再次得到控制，其复工复产和供应链修复的进程加快。如果在疫情冲击下全球形成的欠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免疫鸿沟得以弥合，并进一步促成发展鸿沟消减，则大约到2022年下半年，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将有所减弱。
如果这些预言均得到兑现，出口仍可以成为中国2022年经济增长的正能量，但2022年同样也可能是出口景气转换的年份，上半年和下半年的趋势及其表现形式有可能存在极大的差别。2021年，中国出口高增长主要有三大因素导致：一是从产品角度分析，中间品接替消费品成为拉动出口的主力—这归因于世界各国正处于逐步复苏的过程之中，对中间品的需求甚殷。
不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2021年中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均呈收缩态势，固然未能对2021年前三季度的经济增长给与积极支持，但这也正说明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韧性很强，我们的政策武器库中不仅仍备有大量武器，政策空间也存在着巨大的弹性。就居民部门而言，一是居民收入水平近年来增加不快，不足以对消费形成显著推动，二是居民的债务负担超过大多数发达国家，而疫情的反复更放大了偿债的压力。
供给侧的变化与需求侧的萎缩相契合，致使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占其可支配收入的比重降至2020年的65.9%的低水平。必须要充分认识到，小企业不仅是就业主体和创新主体，更重要的是，在已经展开的以服务化、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平台化为基本特点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中，零工经济和平台机构将成为就业的主要载体，小企业不再只是大企业的补充，而是有着独立存在价值的经济主体。中国抗疫方式与世界多数国家不同，这在客观上可能会迟滞中国与整个世界重新连接的过程。收入和债务的约束，共同造就了中国居民消费意愿下降的趋势。
与之对应，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调查数据，城镇储户2021年第三季度倾向于更多消费的占比为24.1%，比2019年第四季度下降3.9个百分点。从总量上看，2021年第三季度末，中国非金融部门杠杆率降至264.8%，前三季度共下降5.3个百分点。
在中国，2021年的供给侧冲击还意外地来自煤炭和电力领域。二是投资资金主要来源于地方政府的债务融资，而2021年前三季度，有息负债增长过快、化解隐性债务风险的压力、以及投资回报率过低，显然对地方政府的投资意愿和投资行为构成较硬的抑制。
虽然中国2021年的就业形势可圈可点，但是，总人口中青年（16～24岁群组，20～24岁群组）的就业压力增大，创业对就业的带动能力趋弱（2015年，平均新增一个市场主体对应的新增城镇就业数量为0.9个，到了2020年，降至不足0.5个），以及劳动力市场面临多重失衡和供需错配的压力，将会给2022年及其后更长时期的中国就业市场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2020年，由于率先控制住疫情，中国出口出人意料地高速增长，并对稳定经济做出了突出贡献。
网友点评
已有0条点评 我要点评